古代将军造反时，为什么士兵们往往选择支持将军，而不是效忠于皇帝？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实则背后深藏着复杂的现实和利益关系。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假如将皇帝看作是公司的老板，将军是公司的主管，而士兵们则是普通员工。那么，你认为，作为一名普通员工，你是更听老板的话，还是更听主管的？ 名义上，老板是发工资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听老板的。然而，在大多数大公司里，普通员工与老板是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的，所有工作任务和安排，基本上都是由主管来布置和管理的。而且，很多公司中的中低级主管也几乎见不到老板的面，真正能接触到老板的，往往是高层管理人员。于是，如果你连老板的面都见不着，显然，你所实际效忠的人就不是老板，而是你的主管。 更重要的是，主管对你日常的工作安排、升职加薪甚至是否能过得轻松都起着决定性作用。你能否少加班，能否偶尔在工作中偷点懒，这一切都与主管的态度密切相关。与老板相比，你与主管的关系无疑更加直接和实际。因此，可以说，在一个公司里，与你的利益深度绑定的，从来不是你的老板，而是你的主管。
如果有一天，主管与老板闹翻了，想带着你一块跳槽，那么你是否跟随跳槽，完全取决于你与主管的利益绑定程度。如果你与主管的利益关系更紧密，当主管离开，你就很可能跟着走。如果你觉得跟随主管跳槽对自己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，你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走；反之，如果你认为新来的主管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，或者你并不想离开公司，那你自然就不会跟随主管一起跳槽。 换句话说，决定你是否跳槽的，不是老板的意愿，而是你自己如何评估自己的前途和利益。老板可能永远都不会关心你的去留，甚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记得。所以，真正能决定你未来走向的，是与你利益相关的那位主管，而非高高在上的老板。 同样，古代的皇帝与将军、士兵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。皇帝的地位远高于将军，甚至连大将军都不一定能够随便见到皇帝，而普通士兵更是与皇帝之间的距离遥不可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士兵与皇帝之间的联系几乎是不存在的。士兵能否过上相对轻松的日子，能否在战场上不成为炮灰，能否得到更多的赏赐和更好的待遇，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与自己的上司——无论是百夫长、千夫长，还是大将军的关系。 所以，当大将军决定造反时，士兵们的关注点，自然集中在自己的顶头上司身上。如果百夫长或千夫长提议参与叛乱，而士兵与这些上司有着深厚的利益联系，那士兵很可能就会跟随他们参与叛乱。相反，如果士兵与这些上司没有太多利益关系，可能就会反抗这些上司，甚至在叛乱中反戈一击。 类似的情况，历史上不胜枚举。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，安禄山身为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的节度使，掌握了大权，能有效控制士兵的利益。安禄山宣布造反后，范阳军几乎全体响应，因为所有军官都与安禄山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。但在河东镇，安禄山的影响力较弱，军队对此没有任何兴趣，甚至成为了唐朝剿灭叛军的主力军。 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古代。在清末，北洋新军的态度也反映了士兵与上级之间的利益绑定问题。武昌起义后，段祺瑞等北洋军官并没有全力响应朝廷的号令，而是出工不出力，大家心里明白，朝廷虽然发给三千块工资，却要求做十万块的事情，这根本不合算。当袁世凯复出后，北洋军的态度也开始变化，最终，袁世凯通过和朝廷讨价还价，保证了军饷的充足，才获得了北洋军的支持。但当战斗持续，北洋军发现，战争打到后期，朝廷已无力提供足够的支持，他们便不再卖力，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。 再往后看，辛亥革命前后，禁卫军的态度更是极为现实。起初，这些军官与摄政王载沣的立场一致，坚决反对袁世凯复出，但当他们意识到南方各省起义，北洋军不出力，而自己则要上前线卖命时，他们的立场瞬间改变。这种甩嘴皮子和卖命的区别，让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后来，冯国璋成为禁卫军的统领，这些军官们在保证了军饷的前提下，开始全力支持他，而对于朝廷的忠诚则完全荡然无存。 所以，决定一个士兵是否支持将军造反的，并非出于对皇帝的忠诚，而是出于对自己上司的利益绑定。如果大将军能够给予士兵足够的利益，像吴三桂那样，士兵自然会心甘情愿地跟随。但如果大将军不能给手下带来实质性的好处，士兵便会选择对他置之不理，甚至反叛他。历史中的这些例子，都是对人永远是最现实的动物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。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，人的决策往往取决于利益的得失，而非抽象的忠诚和义务。在这其中，利益才是决定一切的真正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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